转载：张鹤慈：给愿意成为我的朋友的年轻人信

张鹤慈：给愿意成为我的朋友的年轻人信

（2006-08-08墨尔本）(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我现居住在澳大利亚，生活不需要靠搞政治来维持，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无需要看任何组织的脸色行事。我在国外没有安全问题，说的全是我想说的话。

我的文章不是为那些和我的观点一致的人写的。因为这些文章只是一些简单的常识，他们不需要我多说什么。我的文章也不是对那些根本不看文章、就一定反对的人写的，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不是由理性、而是由利益决定的。我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我无力改变他们的利益的基础。我的文章是写给一些和我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和我的价值、理念相同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写的。我希望通过交流、通过更多的理解，能够影响他们。

目前最根本的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如刘晓波所提到的“凡是在国外唱道德高调的，凡是在国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人，其实不只是国外，国内也同样有大量的唱高调的人，特别是在网上用化名的人，他们对目前中国的定位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占据了道德的最高点，因此有权把所有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人、所有不对今天全面否定、不用“最”字形容中共的人，统统称为伪自由主义者、软体动物、共产党的帮凶、特务等等。他们对独立笔会、对天安门母亲、和对很多具体的个人的攻击，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占据了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任何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其言论就很容易被说成是在为中共解套，就很容易被抹黑为中共的帮凶和特务。在唱高调的比赛中，如果你想实事求是，那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

占据了这个制高点，也就可以为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行动找到理论根据，为他们那些不考虑后果、不考虑可行性的行为找到支持。他们的希望就如此这般地把中国人都逼上梁山。他们的理论和毛泽东的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是同一个逻辑。在中学时，我就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表示了怀疑：如果你开始画了，接下去，是应该擦了，让这张纸仍然是白纸、还是在接着画已经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中国不是在“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之下。难道只有让中国一定处于“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时，中国才能有变革的希望？这种让中国人都活不下去、才能起来革命的设想，是当年毛泽东、共产党的改朝换代的设想。变革前的苏联，难道比斯大林时代更凶残？更黑暗？正是因为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统治者已经不可能肆意妄为地统治人民，“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李慎之），才使颜色革命成为可能。

对于这些说法，一些是基于个人经历的阐述，如某个人受了皮肉之苦，就一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49年以后、甚至是近一、二百年来的最危险、最凶残、最血腥对待，等等。这些，我不想花功夫论述。我想谈谈，旧中国49年后的变化。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中国已经从极权主义转化为威权主义（或称为后极权主义）。这个事实，肯思索、喜读书的年轻人能够比我阐述得更清楚、明白。我想和年轻人谈的是，你们对过去的了解，很难有真正的体会。

（下面是我（按：指张鹤慈）以前写的文章；方括号里是我（按：指张鹤慈）新加的内容。）

我想，就这个思路，纵向地谈一下中国49年后的历史。想在这里谈两个问题：一是，针对现在的大量的、美化50年代和美化毛泽东时代的提法，想弄清，那时的中国是否有更好的吏治。如有人指出，“当时的干部清廉和守法”。那时，干部的待遇是严格的等级制，什么级别，什么待遇，熬得十年寒窗，才能做人上人。那时可以做的到，上面跳舞，下面不许唱歌。下面的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上有党纪，下有百姓，必须从媳妇熬成婆后，才可能享受人上人的生活。但那时的一个小小的干部，就有对其属民的极大的权力，连下属的婚嫁都有否定权。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书记就可以把人送去劳教，甚至判刑；只要在他不喜欢的人的档案里写上几句，就会是此人一辈子的紧箍咒。

中国那时是否比现在，有更多的社会公正？如有人指出，“当时干部和群众的布票一样”。他们不知道，当时的高干，不但本人，连孩子的春夏秋冬的衣服，国家是全部包了下来，免费供应。布票对他们没有用处。〔中国人从来是追求终点的平等，即占有的平等，而不知道追求起点的平等，即权力的平等。今天也会为一个领导人穿了一件旧衣服而感动，而不想想就是这个穿了旧衣服的人的手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现今的中国，在社会发展、人权民主方面有没有改进。这二个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是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必要走回头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渐进改革的可能。

有关毛时代的评价的第一个问题，我这里不多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50年代，一个大学教授，一周五天，吃完晚饭，必须骑车到单位，学习两个小时。有必要让年青人了解真实的过去。看到最近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报道，“反对改革者可以旗帜鲜明，因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招牌，完全没有风险；支持改革者因为一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仍然属于禁区，无法把话说清楚，让反改革势力在舆论上占了上风。”根源就是没有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仍然坚持不合时宜的四项原则。

今天的中国，没有了作为那百分之五的敌人，不存在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贱民。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对国内、外的树敌，是集权国家的统治所不可少的因素。49年后，平均二、三年就是一次大的运动，就是多少人的流血、多少人的自由被送上祭坛。

改革初期，牢骚鹊起。我当时就认为，能听到牢骚，就是进步。今天，海外的民运人士，多是被北京送出来的，国内的异议人士，虽不停地被打压，但和毛泽东时代，没法比较。

毛泽东时代，反右，几十万知识分子成了罪人，没有一次群体抗议；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三千万人饿死，反倒是“一片大好”；文革，上百万人死于非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今天，牢骚、政治笑话越来越放肆，不但是朋友之间，就是人大的会上，也能听到很刺耳的声音。反对政府的群体事件确实在逐年增多。征地补偿少了，游行；媒体受控制了，抗争群起……所有的专制社会都是歌功颂德，所有的民主社会都是怨声载道。

在澳大利亚，天天报纸上有总理的漫画，天天有人指责执政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时有出现。到朝鲜听听，莺歌燕舞，顶礼膜拜。如果只有这两种社会状态，请问各位选择哪一种？是愿意天天听那歌功颂德、还是宁可忍受这怨声载道？

中国从一个难民的净出口国，变成了一个有出口、有进口的国家，北韩的难民跑到了中国。今天的北韩就是昨天的中国。这就相当于是过去的中国人，选择了今天的中国。

看看胡风右派的言论，看看那时被送入监狱和被处死的的反革命的言论，和今天的报刊、书籍、网络上的言论，如何能比？50年代的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不过是讽刺了个处长拍马奉承，就是反党，作者就成为了右派。现在的电视剧《国家公诉》，把省长、市长和下面一群，都写成为贪官污吏，作者安然无恙。

粮票、布票和购货本的废止，不是执政者的刻意行为，而是经济发展使然。和平时期几十年，仍然是战时的供给制。粮票的废除，不止是经济上的大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民没有粮票，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不可能移动，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农奴。城里人的每一张嘴都被管了起来。粮票的制度，是对人的控制的最有效的制度。

看看今天的失业率，和开放前无法相比。因为，开放前的失业率几乎是零。几亿的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他们没有就业的权力，也就没有失业的权力。城里人，除非上级调动，差不多是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因种种原因离开单位的人，马上被公安机关收留，强制劳动。现在的下岗、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的失业等等，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有人希望回到过去的零失业？70年代，我的哥哥和美国人聊天，被问到对美国有什么负面的看法。我哥哥说，美国的的离婚率太高。对方反问，中国的城市的离婚率高、还是农村的离婚率高？中国的城市的妇女的自由程度高、还是农村的妇女的自由的程度高？我的哥哥无言以对。

关于官商勾结，过去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官商是一体。今天，官商的勾结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比过去的官商一体，也是进步，至少有一部分权力从官僚体制里分离出来了。

你可以说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再象过去那样地控制，也可以说，是今天的对外开放，有了国际的压力。不管是什么理由，今天的事实是，中国在49年后，人们的享有的个人空间是最多的时候〔我避免用“自由”一词〕。在政治以外的领域──生活方式、个人爱好──，和毛时代是两个世界，真正地是和世界接轨了，至少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城镇的居民。

我们的时代，没有人听过猫王的演唱，《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报纸上的介绍是：猫王只是在台上狂扭、嚎叫。他都不敢录制唱片。事实是，猫王所录制的唱片，数量是世界之最。试想，如果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今天这么多的长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在大陆能够生活的下去？〔我有意地不提，今天的公安、司法，今天的监狱、劳改队和过去的比较。我有意地不提今天的对政治犯的处置和过去的区别。我看到过现在的一些人，对今天的监狱、警察的描述。我不否认，在个别地区，一些案例，可能会有非常黑暗、非常残暴的场面。但我看到的，这些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所说的最凶残、最黑暗的种种，在当时不过是家常便饭。〕

从49年到今天，我把中国的政治斗争粗分为三个时期。49年到反右，这是政权初立的报复期，不论是对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是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这是执政党的主动出击的时期，是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除了反右，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他的如土改、肃反、镇反、三反五分、公私合营，到文化界的胡风、《武训传》，《红楼梦》的愈平伯等等，完全是统治者的折腾。敌人是被动地被发现、被制造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是以59年的彭德怀事件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执政党在内部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彭德怀的事件有点类似反右，也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从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斗争的重点转到了党内。毛泽东在58年，因为不满小脚女人的经济方针，亲自上阵。他这个只知道帝王权术的痞子王，收获的是几千万人的冤魂。在毛泽东自己知道他搞得天怒人怨后，他的唯一的精力就放在他的王位的稳定。他病态地寻找着一切对他王位有威胁的人，对社会上的虾兵蟹将是没有兴趣了。文化革命是党内斗争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不同意，但很少有人指出，“4．5”和“6．4”也是党内斗争。没有党内的严重的分裂，就没有“4．5”和“6．4”。所以，我把文革后到89年的“6．4”也算作第二个时期。事实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斗争仍然是国内的主线：两个凡是、三种人、精神污染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执政者被动防御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因为矛盾在党内，和因为毛泽东的文革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资源几乎完全丧失，民间的反对力量开始出现。在第三个时期，民间力量的壮大，执政者已经是处在防守的状态。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已经是从主动进攻、转变到被动防御的明证。为了稳定，执政者仍然没有停止对他认为会威胁政权的人的迫害。执政者还会神经过敏，甚至歇斯底里地制造敌人。但这和第一时期的进攻姿态是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说法是：权力在政府，道义在民间。执政者已经在他过去全面控制的领域里，作了无可奈何的退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使世界变小；内、外的两种力量，使中共今天处于守势。

〔说今天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有进步，是在阐述事实、还是在帮中共说话？是不是一定要把今天说成是最黑暗、最残暴，才是真正的民主战士？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在道义资源，在对人民的控制，在统治的力度和广度上，已经大不如前？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民间的反对声音，已经是公开的存在，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和大胆？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在国际的民主力量的压力和国内的民主力量的反抗下，越来越虚弱？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已经从主动出击的时期，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衰败到执政者已经是处在防守的状态？承认不承认中共已经从野心勃勃的革命政党，衰败成一个只求稳定、只想保住政权的保命政党？如果你们承认这些，那么，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并从而否定一切在法律框架下的维权活动、甚至是鼓吹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这是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吗？

〔如果你们承认，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民主的大潮流下，在国内民主力量的不断的反抗下，已经越来越虚弱，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所说的，国内的民主力量，就是你们所指责的体制内、外的“伪自由主义者们”。回过头看看，多年的忍辱负重、多年的流血流汗、中国50年的血难史，是谁在维护中华民族的这最后一点正气？面对那些千千万万的为了中国的光明而死难的人，和千千万万为了中国的自由而被投入监狱，而被关押、迫害的人，你们怎么好意思说把“最”字放在自己的头上当作光环？怎么好意思把别人称为“伪自由主义”和“软体动物”。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55万的右派，几乎全部是体制内的人。你们有谁敢把这55万的右派，都称为是伪自由主义者、是软体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