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日

如何理性的挺韩?从韩寒愚人节的微博说起

沉寂两个月后,韩寒在愚人节这天发出了他的第一篇(长)微博,内容是纪念张国荣的。这篇深情款款、被很多人评价为“豆瓣小清新”的文章马上被质疑派挖掘出不少疑点。例如,方舟子发现,韩寒微博上的这篇文章与之前在京东网上爆出的韩寒手稿集《光明与磊落》的前言是同一篇文章,但有不少字句上的改动。方舟子以无比耐心逐字逐句对比了这两个版本,得出结论:“前言版”是对“微博版”的润色和修改,改掉了不少病句,但也有一两处原本通顺的句子被改错了。改动虽然不大,但不完全是字词的润色,也有整句及内容上的删改。这个事实立刻带来如下疑问:如果这些修改是韩寒本人完成的,那么这与其之前声称《三重门》是一口气写成的,(除了错别字)几乎没有改动发生矛盾。因为一篇20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只改错别字,而这篇千字文却有如此之多的词句修改,这是极不符合写作常识的。这比写长篇小说可以一气呵成这个单独的事实更不符合常识。

挺韩者可以如此反驳:常识也是有反例的,韩寒就是反例。这是很多挺韩者常用的反驳方式。这种反驳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其力度却十分微弱。因为在一两件事情上违背常识尚属可能,但在很多事情上都违背常识则令人生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比“阴谋论”更不可信的理论。

挺韩者还可以这样反驳:韩寒之前吹牛了,所谓《三重门》一气呵成是说大话,只是想显得自己牛逼,实际创作是有很多改动的。但这样一来,就难以说明网上显示的《三重门》手稿是创作初稿(因为改动很少),这将使韩寒少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自己的证据。

挺韩者只好这样反驳:韩寒纪念张国荣的微博不是自己修改的,而是被编辑修改的。但这样一来,又与韩寒之前声称自己所有作品没有一行字是他人代笔的发生矛盾。虽然这种性质的“代笔”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是韩寒自己把话说满了,怨不得质疑者。况且,连一篇千字短文都可以被编辑作这么大的改动,那些长篇小说的改动会少吗?

挺韩者于是说:编辑改动韩寒的文字,韩寒不知道,所以不算代笔。但韩寒之前声称,编辑哪怕改动自己的一个标点都要经过自己的确认。那么,要么韩寒知道编辑改动了,要么韩寒又说大话了。而一个经常说大话的人其诚信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看来上述挺韩的反驳都不理想。我这里提供一个符合韩寒性格特点的反驳:前言版和微博版都是韩寒写的,韩寒故意露出那些破绽,让质疑者去忙活,这是他在愚人节给大家开的玩笑。既然两千万悬赏都是韩寒开的玩笑,开这样的玩笑对韩寒来说不足为奇。在一篇被删除的博客中,韩寒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这一生致力于对各种事物开玩笑”。这是5年前的愚人节韩寒写下的话。在同一篇博客中,韩寒写道:“张国荣死的时候我正开车从北京回上海,在河北和山东的交界。说实话,四年前的当时,我只知道此人唱过倩女幽魂。”5年后的愚人节,韩寒在纪念张国荣的文章中写下了几乎相同的话。

然而,这次韩寒重提张国荣受到了空前质疑。很多质疑者认为,韩寒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把自己多天前所写的文章拿出来兜售,是在借张国荣的忌日“消费”张国荣。韩寒根本不是张国荣的粉丝,而只是在死者坟头作秀。这不仅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而且显露出韩寒十足的虚伪。

这个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呢?理由有二:第一,韩寒说2003年4月1日,他在开车从北京回上海的途中,从车载广播中得知张国荣去世的消息。但张国荣是当天傍晚6点多去世的,媒体开始报道在晚上7、8点以后,韩寒不可能在当天白天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报道,因此韩寒整篇纪念张国荣的文章是建立在虚构故事的基础上的;第二,韩寒在以前的博客文章中显示出对张国荣的大不敬,如把张国荣的自杀说成是“磕死”。老实说,我第一眼看到这样的质疑也对韩寒非常不耻。然而,当我找到韩寒以前写的所有提到张国荣的文章后发现,除了“磕死”那一篇用词过于调侃,其他地方并未显示出对张国荣的不敬。其中一篇有这样的话:“张国荣翻唱,至少还有你,嗓子累了,有地方走调,有地方错词,但是,人到了一个级别,所有的错,都是对的,所有的无理,全都是道理。”有质疑者因此认为韩寒是在讽刺张国荣,但这句话后紧接着的是:“无论如何,比不过不失四平八稳的林忆莲版本要好。”虽然读懂这句话要费点劲,但这句话对张国荣是褒是贬一目了然。

为什么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人会看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呢?倒韩派从每个材料中都能发现不利于韩寒的证据,而挺韩派则对这些证据无动于衷。是挺韩派眼瞎了、脑残了,还是倒韩派带了有色眼镜,看什么都是黑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材料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意义,从无意义的数据到有意义的论断,需要经过理论的加工。即使是从材料出发的最简单的事实判断,也隐含了理论加工的过程。而不同的理论预设对同样的材料可以加工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人们通常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在没有任何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你看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数据。请阅读下面这段话:
报纸比杂志好,海边比大街好,一开始就跑比走好。你可能得试几次,也可能需要借助某种技巧,但很容易学,就连孩子都能享受其中的乐趣。一旦成功了,它就一点儿都不复杂了。鸟儿们很少会离太近,雨能迅速把它浸透了。如果有很多的人做同样的事就会引发问题,因为仅仅一个人就需要许多空间。不过,只要不发生纠纷,一切都会显得很祥和。岩石可以当作停放的地方,可是一旦挣脱开,你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10)

你看懂这段话了吗?我想你大概和我一样,即使反复读也仍然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现在给你一个提示词:风筝。当你再读上面这段话时,是不是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那么,那个4月1日白天听到张国荣死讯的时间错误如何解释呢?倒韩派这次揪出了不少韩阵营中记忆出错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包括这次韩寒纪念张国荣的文章),但是否由此就能义正严辞的指责有人撒谎了呢?在心理学家看来,这样的指责过于严厉了,心理学上对记忆出错有着比故意撒谎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在《谁会认错》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甲接受节目主持人乙的采访,乙坚持要甲说些关于两性的话题,甲尽管以前写过这方面的书,但认为在此场合谈论两性不妥,因而坚持要求不谈两性而谈论政治。几年后,乙因为出名了而自己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在那次采访甲的事件中,我想谈论政治,而甲想谈论两性,而这与当初的事实正好相反。有趣的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韩寒和方舟子身上,大家都知道悬赏两千万是韩寒提出来的,可是后来韩寒的一篇文章中竟然说是方舟子悬赏打假韩寒的,韩寒是故意撒谎和歪曲事实吗?对此,心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
当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截然相反时,观察者通常会认为其中一人在说谎。……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既不会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会刻意隐瞒和欺骗。我们没有撒谎,我们相信自己的讲述。就如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我们都会添加一些细节,而省略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细微的自我拔高的修饰,事实会被修饰得很好,以至于下一次我们还会增加一些细节;我们确信这些细节的无伤大雅的谎言会使故事更合理更清晰,(这种修饰)最终会使我们的回忆与真实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或者甚至回忆起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记忆就是这样成为我们个人的自我辩护的历史。(《谁会认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p. 51)

简单来说,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作出各种修正。记忆的偏差很少是由于记忆者故意撒谎或隐瞒真相造成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下意识行为。

在科学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隐喻:“鱼网隐喻”。一个渔民提出一个理论:海里所有鱼的长度都超过10厘米,在此理论指导下,他做了一张网格大小为10厘米的鱼网,结果发现,每次他捞起的鱼都超过10厘米,于是,渔民更加相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倒韩派一旦假设了韩寒有代笔,那么他们在此假说下的观察和实践就会被这个假说局限,从而其观察和实践结果会不断印证假说的正确。那么,渔民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理论的错误呢?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说:比如海里所有鱼的长度都超过5厘米,在此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观察和实践(做一张网格大小为5厘米的鱼网),这样将会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挺韩派要做的就是提出与“代笔说”不同的理论假说,然后在此理论假说下去观察同样的材料,如果观察结果能很好的印证这个假说,那么将是对倒韩派的最大打击。

p.s. 其实我是一个倒韩派。但这次很多倒韩人士就韩寒纪念张国荣的文章迫不及待作出不利于韩寒的结论(如消费张国荣说),令我感到倒韩派已陷入了证实偏见之中。我希望有更多的挺韩派人士运用理性的思考来纠正这种偏见。不管倒韩还是挺韩,我们最终追问的只是事实与真相。即使事实会被理论污染,但只要可以容纳不同声音,经过充分的、理性的论辩后,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2012年4月2日

转载:张鹤慈:给愿意成为我的朋友的年轻人信

张鹤慈:给愿意成为我的朋友的年轻人信

(2006-08-08墨尔本)(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我现居住在澳大利亚,生活不需要靠搞政治来维持,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无需要看任何组织的脸色行事。我在国外没有安全问题,说的全是我想说的话。

我的文章不是为那些和我的观点一致的人写的。因为这些文章只是一些简单的常识,他们不需要我多说什么。我的文章也不是对那些根本不看文章、就一定反对的人写的,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不是由理性、而是由利益决定的。我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我无力改变他们的利益的基础。我的文章是写给一些和我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和我的价值、理念相同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写的。我希望通过交流、通过更多的理解,能够影响他们。

目前最根本的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如刘晓波所提到的“凡是在国外唱道德高调的,凡是在国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人,其实不只是国外,国内也同样有大量的唱高调的人,特别是在网上用化名的人,他们对目前中国的定位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占据了道德的最高点,因此有权把所有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人、所有不对今天全面否定、不用“最”字形容中共的人,统统称为伪自由主义者、软体动物、共产党的帮凶、特务等等。他们对独立笔会、对天安门母亲、和对很多具体的个人的攻击,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占据了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任何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其言论就很容易被说成是在为中共解套,就很容易被抹黑为中共的帮凶和特务。在唱高调的比赛中,如果你想实事求是,那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

占据了这个制高点,也就可以为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行动找到理论根据,为他们那些不考虑后果、不考虑可行性的行为找到支持。他们的希望就如此这般地把中国人都逼上梁山。他们的理论和毛泽东的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是同一个逻辑。在中学时,我就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表示了怀疑:如果你开始画了,接下去,是应该擦了,让这张纸仍然是白纸、还是在接着画已经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中国不是在“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之下。难道只有让中国一定处于“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时,中国才能有变革的希望?这种让中国人都活不下去、才能起来革命的设想,是当年毛泽东、共产党的改朝换代的设想。变革前的苏联,难道比斯大林时代更凶残?更黑暗?正是因为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统治者已经不可能肆意妄为地统治人民,“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李慎之),才使颜色革命成为可能。

对于这些说法,一些是基于个人经历的阐述,如某个人受了皮肉之苦,就一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49年以后、甚至是近一、二百年来的最危险、最凶残、最血腥对待,等等。这些,我不想花功夫论述。我想谈谈,旧中国49年后的变化。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中国已经从极权主义转化为威权主义(或称为后极权主义)。这个事实,肯思索、喜读书的年轻人能够比我阐述得更清楚、明白。我想和年轻人谈的是,你们对过去的了解,很难有真正的体会。

(下面是我(按:指张鹤慈)以前写的文章;方括号里是我(按:指张鹤慈)新加的内容。)

我想,就这个思路,纵向地谈一下中国49年后的历史。想在这里谈两个问题:一是,针对现在的大量的、美化50年代和美化毛泽东时代的提法,想弄清,那时的中国是否有更好的吏治。如有人指出,“当时的干部清廉和守法”。那时,干部的待遇是严格的等级制,什么级别,什么待遇,熬得十年寒窗,才能做人上人。那时可以做的到,上面跳舞,下面不许唱歌。下面的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上有党纪,下有百姓,必须从媳妇熬成婆后,才可能享受人上人的生活。但那时的一个小小的干部,就有对其属民的极大的权力,连下属的婚嫁都有否定权。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书记就可以把人送去劳教,甚至判刑;只要在他不喜欢的人的档案里写上几句,就会是此人一辈子的紧箍咒。

中国那时是否比现在,有更多的社会公正?如有人指出,“当时干部和群众的布票一样”。他们不知道,当时的高干,不但本人,连孩子的春夏秋冬的衣服,国家是全部包了下来,免费供应。布票对他们没有用处。〔中国人从来是追求终点的平等,即占有的平等,而不知道追求起点的平等,即权力的平等。今天也会为一个领导人穿了一件旧衣服而感动,而不想想就是这个穿了旧衣服的人的手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现今的中国,在社会发展、人权民主方面有没有改进。这二个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是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必要走回头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渐进改革的可能。

有关毛时代的评价的第一个问题,我这里不多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50年代,一个大学教授,一周五天,吃完晚饭,必须骑车到单位,学习两个小时。有必要让年青人了解真实的过去。看到最近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报道,“反对改革者可以旗帜鲜明,因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招牌,完全没有风险;支持改革者因为一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仍然属于禁区,无法把话说清楚,让反改革势力在舆论上占了上风。”根源就是没有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仍然坚持不合时宜的四项原则。

今天的中国,没有了作为那百分之五的敌人,不存在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贱民。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对国内、外的树敌,是集权国家的统治所不可少的因素。49年后,平均二、三年就是一次大的运动,就是多少人的流血、多少人的自由被送上祭坛。

改革初期,牢骚鹊起。我当时就认为,能听到牢骚,就是进步。今天,海外的民运人士,多是被北京送出来的,国内的异议人士,虽不停地被打压,但和毛泽东时代,没法比较。

毛泽东时代,反右,几十万知识分子成了罪人,没有一次群体抗议;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三千万人饿死,反倒是“一片大好”;文革,上百万人死于非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今天,牢骚、政治笑话越来越放肆,不但是朋友之间,就是人大的会上,也能听到很刺耳的声音。反对政府的群体事件确实在逐年增多。征地补偿少了,游行;媒体受控制了,抗争群起……所有的专制社会都是歌功颂德,所有的民主社会都是怨声载道。

在澳大利亚,天天报纸上有总理的漫画,天天有人指责执政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时有出现。到朝鲜听听,莺歌燕舞,顶礼膜拜。如果只有这两种社会状态,请问各位选择哪一种?是愿意天天听那歌功颂德、还是宁可忍受这怨声载道?

中国从一个难民的净出口国,变成了一个有出口、有进口的国家,北韩的难民跑到了中国。今天的北韩就是昨天的中国。这就相当于是过去的中国人,选择了今天的中国。

看看胡风右派的言论,看看那时被送入监狱和被处死的的反革命的言论,和今天的报刊、书籍、网络上的言论,如何能比?50年代的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不过是讽刺了个处长拍马奉承,就是反党,作者就成为了右派。现在的电视剧《国家公诉》,把省长、市长和下面一群,都写成为贪官污吏,作者安然无恙。

粮票、布票和购货本的废止,不是执政者的刻意行为,而是经济发展使然。和平时期几十年,仍然是战时的供给制。粮票的废除,不止是经济上的大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民没有粮票,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不可能移动,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农奴。城里人的每一张嘴都被管了起来。粮票的制度,是对人的控制的最有效的制度。

看看今天的失业率,和开放前无法相比。因为,开放前的失业率几乎是零。几亿的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他们没有就业的权力,也就没有失业的权力。城里人,除非上级调动,差不多是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因种种原因离开单位的人,马上被公安机关收留,强制劳动。现在的下岗、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的失业等等,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有人希望回到过去的零失业?70年代,我的哥哥和美国人聊天,被问到对美国有什么负面的看法。我哥哥说,美国的的离婚率太高。对方反问,中国的城市的离婚率高、还是农村的离婚率高?中国的城市的妇女的自由程度高、还是农村的妇女的自由的程度高?我的哥哥无言以对。

关于官商勾结,过去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官商是一体。今天,官商的勾结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比过去的官商一体,也是进步,至少有一部分权力从官僚体制里分离出来了。

你可以说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再象过去那样地控制,也可以说,是今天的对外开放,有了国际的压力。不管是什么理由,今天的事实是,中国在49年后,人们的享有的个人空间是最多的时候〔我避免用“自由”一词〕。在政治以外的领域──生活方式、个人爱好──,和毛时代是两个世界,真正地是和世界接轨了,至少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城镇的居民。

我们的时代,没有人听过猫王的演唱,《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报纸上的介绍是:猫王只是在台上狂扭、嚎叫。他都不敢录制唱片。事实是,猫王所录制的唱片,数量是世界之最。试想,如果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今天这么多的长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在大陆能够生活的下去?〔我有意地不提,今天的公安、司法,今天的监狱、劳改队和过去的比较。我有意地不提今天的对政治犯的处置和过去的区别。我看到过现在的一些人,对今天的监狱、警察的描述。我不否认,在个别地区,一些案例,可能会有非常黑暗、非常残暴的场面。但我看到的,这些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所说的最凶残、最黑暗的种种,在当时不过是家常便饭。〕

从49年到今天,我把中国的政治斗争粗分为三个时期。49年到反右,这是政权初立的报复期,不论是对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是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这是执政党的主动出击的时期,是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除了反右,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他的如土改、肃反、镇反、三反五分、公私合营,到文化界的胡风、《武训传》,《红楼梦》的愈平伯等等,完全是统治者的折腾。敌人是被动地被发现、被制造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是以59年的彭德怀事件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执政党在内部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彭德怀的事件有点类似反右,也是真正有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从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斗争的重点转到了党内。毛泽东在58年,因为不满小脚女人的经济方针,亲自上阵。他这个只知道帝王权术的痞子王,收获的是几千万人的冤魂。在毛泽东自己知道他搞得天怒人怨后,他的唯一的精力就放在他的王位的稳定。他病态地寻找着一切对他王位有威胁的人,对社会上的虾兵蟹将是没有兴趣了。文化革命是党内斗争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不同意,但很少有人指出,“4.5”和“6.4”也是党内斗争。没有党内的严重的分裂,就没有“4.5”和“6.4”。所以,我把文革后到89年的“6.4”也算作第二个时期。事实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斗争仍然是国内的主线:两个凡是、三种人、精神污染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执政者被动防御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因为矛盾在党内,和因为毛泽东的文革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资源几乎完全丧失,民间的反对力量开始出现。在第三个时期,民间力量的壮大,执政者已经是处在防守的状态。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已经是从主动进攻、转变到被动防御的明证。为了稳定,执政者仍然没有停止对他认为会威胁政权的人的迫害。执政者还会神经过敏,甚至歇斯底里地制造敌人。但这和第一时期的进攻姿态是完全不同了。现在的说法是:权力在政府,道义在民间。执政者已经在他过去全面控制的领域里,作了无可奈何的退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使世界变小;内、外的两种力量,使中共今天处于守势。

〔说今天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有进步,是在阐述事实、还是在帮中共说话?是不是一定要把今天说成是最黑暗、最残暴,才是真正的民主战士?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在道义资源,在对人民的控制,在统治的力度和广度上,已经大不如前?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民间的反对声音,已经是公开的存在,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和大胆?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在国际的民主力量的压力和国内的民主力量的反抗下,越来越虚弱?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共,已经从主动出击的时期,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时期,衰败到执政者已经是处在防守的状态?承认不承认中共已经从野心勃勃的革命政党,衰败成一个只求稳定、只想保住政权的保命政党?如果你们承认这些,那么,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并从而否定一切在法律框架下的维权活动、甚至是鼓吹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这是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吗?

〔如果你们承认,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民主的大潮流下,在国内民主力量的不断的反抗下,已经越来越虚弱,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所说的,国内的民主力量,就是你们所指责的体制内、外的“伪自由主义者们”。回过头看看,多年的忍辱负重、多年的流血流汗、中国50年的血难史,是谁在维护中华民族的这最后一点正气?面对那些千千万万的为了中国的光明而死难的人,和千千万万为了中国的自由而被投入监狱,而被关押、迫害的人,你们怎么好意思说把“最”字放在自己的头上当作光环?怎么好意思把别人称为“伪自由主义”和“软体动物”。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55万的右派,几乎全部是体制内的人。你们有谁敢把这55万的右派,都称为是伪自由主义者、是软体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