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意义理论的书

发现两本关于意义理论的书。一本是 Barbara Abbott 的 Reference，从哲学方面介绍意义理论。一本是 Nick Riemer 的 Introducing Semantics，从语言学角度介绍意义理论。两本书可作为语言逻辑方向的预备教材。

鲁迅的幽默与恶搞

鲁迅给人的感觉总是金刚怒目，想不到他的一些作品也蛮搞笑的，是抓痒式的讽刺而不是针扎式的讽刺。下面的一首打油诗可见一斑：

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

·鲁迅·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庐。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青岛有个鲁迅公园，墙壁上刻有这首诗的片段。顺便说一句，鲁迅的《故事新编》可算作中国恶搞文学的鼻祖。中国古代无论是孔子那样的官方人物还是嫦娥那样的民间人物都被鲁迅恶搞了一番。还记得他写的关于老子的一个场景：别人给老子送了一只鸡，老子说我牙不好，横竖咬不动，还是你们拿去吃吧，就把鸡给了他的弟子。想象一下老子说自己牙不好的景象就让人发笑。最主要是鲁迅恶搞起来不动声色，完全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于是就更加让人忍俊不禁。

多主体语义博弈

今天发现Loohuis和Venema在Review of Symbolic Logic上的一篇关于多主体语义博弈的文章。其基本思想与我（和鞠）在2008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非常相似。只是他们这篇文章加入了代数方面的刻画，这样显得技术含量更高，尽管我认为本质上那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看到这篇文章也深感自己在研究上的一个弱点：浅尝辄止，有了基本思想后不善于对其进行延拓和深化，因而写不出令人满意的文章。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迄今为止，在多主体语义博弈方面，Abramsky2006 2007那两篇文章仍然最具创新性，尽管思想和我的也类似，但抽象性和一般性远远超过我。

我认为自己并不乏好的想法，缺少的是如何把想法深入下去形成扎实的研究结果。

金牙与肉屑

钱钟书的《围城》有很多精妙的比喻。上个礼拜坐火车重读《围城》，读到一个比喻十分有趣，必须记录。他说，说中文的人有时会在中文里夹杂英文，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夹杂的英文是中文里没有或不好表达的词汇，另一种情况是中文完全能够表达但为了炫耀而故意满口洋文的。他说前者中的英文就像牙齿里镶的金牙，不但好看，而且有实用性；后者中的英文则像牙缝里的肉屑，只表明吃得好，此外没有任何用处。

肉屑的比喻实在很是恰当，不但因为肉屑没用，而且时间久了肉屑还会散发恶臭。

什么是好的数学？

哈代认为美的和严肃的（serious）的数学才是好的数学。其中严肃的数学有两个标准：普遍性（generality）和深刻性（depth）。

普遍性不是指抽象性，在抽象性的意义上，所有数学都是普遍的。

“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一条严肃的数学定理，将在下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普遍的’。数学概念应该是许多数学构造的要素，应能应用于许多不同种定理得证明。定理则应能被广泛地推广，而且应是所有同类型定理中的典型。即使它最初是以一种相当特殊的形式提出也是如此。证明中所揭示的关系应该联系着许多不同的数学概念。”（pp. 47-48，最后一句的翻译有点问题，略做了改动）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普遍性是某种二阶概念，是在数学内部的普遍性，而不是数学本身的普遍性。

普遍性也不能太过，哈代引了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的一句话：“被适当的特殊性所制约的广泛的普遍性，才是最富有成果的概念”。（商务出版的怀特海的书的中译名是《科学与近代世界》）

按照我的理解，范畴论中的范畴就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性但又足够普遍的概念。

深刻性与证明的困难性相关。如果一个定理的证明不但要用到这个定理所直接涉及的概念，而且要用到其他层次的概念，那么这个定理就是深刻的。证明中用到的概念层次与定理直接涉及的概念层次越远，定理就越深刻。

科学研究的动机以及雄心

继续摘录哈代的自白：

“有许多相当高尚的动机引导人们去从事某项研究，但有三点比别的更重要：首先（没有这一点其余的都站不住脚）是智力上的好奇心，希望探知真理；其次是职业上的自豪感，渴望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任何自尊的数学家，当他的工作成绩与其才能不相称时，耻辱感会压倒他们；最后是要有雄心，期望得到名声、地位，甚至随之而来的权利和金钱。当你的工作给别人带来了幸福或减轻了痛苦，你当然会获得良好的感受，但这不是你工作的原因。所以如果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化学家，甚至一位生物学家告诉我他工作的动力源自为人类造福的愿望，我不会相信他（如果我信了他也不会把他想得更好）。他的主要动机应该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而且任何正派的人实在不必为这种动机而惭愧”（哈代：《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pp. 29-30）

读到这段话的倒数第二句时，我会心的笑了，并且笑得连绵不绝。哈代也真够心直口快的。这句话放在中国语境下简直令人畅快，说出了我们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可以对比爱因斯坦写的一篇纪念普朗克的文章，其中也有关于科学研究动机的著名观点。爱因斯坦说得更高尚些，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为人类谋福祉不是科学研究的动机。我相信有些科学家（特别是一些早期的中国科学家）在选择职业时有这方面的动机，但真的具体到科学研究上这种动机不大靠谱。科学毕竟不是技术，离现实世界还有很远的距离，引导你去探索的只能是那个抽象世界的魅力，而不是科学所能带来的现实好处。

“最高的雄心，是一个人希望身后留下某些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pp. 28）

这个大概对所有智力工作者都是相同的，无论科学家还是文学家、艺术家。

适度的自我吹嘘

摘一段哈代的自白：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授，其首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在其中的重要性作适度的夸张。一个人如果总是唠叨‘我干的是否值得’‘由我干是否合适？’那不仅会使他自己一事无成，而且也会让别人灰心丧气。他应该眯起眼睛，把他的学科和他本人看高一点。这不难做到，难的是完全闭上眼睛却又不说瞎话”（哈代：《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p. 19）